百废待兴：李媚的深圳口述
“观念与切片：深圳当代艺术口述”是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深圳时间──深圳当代艺术文献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出品、《打边炉》提供专业媒体支持的专栏项目，包含纪录短片和口述文本两个部分。我们计划通过这个系列来回顾和梳理深圳当代艺术的源流与进程，以期呈现一个城市艺术发展的观念文本和切片样本。
10月中，我们前往摄影评论家、原《现代摄影》及《焦点》杂志主编李媚位于北京的家中，李媚讲述了深圳八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通过切身细腻的体会，把我们带回到这段常被大历史叙述所忽视的情境之中。在她的描述里，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在摸索着属于自己的路径和方向，肩负着文化的使命，怀揣着理想主义般的激情，那激情泛着光泽，就像她回忆时眼底的光。
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并按关键词的形式予以编辑，依照惯例，文章在发表前经过了受访人的审校。
1、一包纸巾
我最早听说深圳大概是1982年，我还在安顺文化馆工作的时候。安顺距离黄果树瀑布不远，我工作的一部分便是接待那些来到黄果树瀑布拍照的摄影家，包括当时很有名的陈复礼。有一回来的是一位香港摄影师，我全程都陪着他在黄果树拍照，还特地和他说陈复礼拍照的机位是在哪儿。在闲聊中他跟我说起深圳，讲到了香港，让我多少知道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达是怎么一回事，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深圳。
那位摄影师临走前，给我送了一个小礼物——一包纸巾。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纸巾算什么礼物呢，但我拿到这一包纸巾时真觉得新奇的不得了，怎么连一个擦鼻子的东西都可以那么精致。我还记得那包纸巾，小小的，方方正正，面上带点粉色的图案，太漂亮了，我一直留着舍不得用，直到1984年我坐上了去深圳办杂志的火车，才用上了那包纸巾。当我拿出这包纸巾，放在火车卧铺间的小桌子上抽出一张来擦时，还觉得挺得意的，那可是吸引了我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呐，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且觉得怎么那么浪费呀，大家都是用手绢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有一晚上我走在我生活的小城安顺一条小街的路上，听到在广播三中全会的公报在讲改革开放，这个瞬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画面：那个晚上天很阴冷，街灯昏昏暗暗的，整个小城市都是广播的声音。我当时心里一震，“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我们才从那样一个时代过来，听到“改革”、“开放”的字眼，只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想象，知道国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至于变化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法想象。直到这包纸巾出现在我面前，突然感觉找到了一点点和改革开放、和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具体联系。
2、深圳做派
1984年的春节，还没过大年十五，我在西双版纳参加当时西南四省（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的理论研讨会，会上来了一个人，深圳摄影学会的苗小康，他一下子成了所有人关注的中心，大家对深圳都好奇嘛，他正好又是从深圳来的。
苗小康带来了“深圳做派”。他背的两台都是尼康相机，摄影箱子里面反转片、彩色负片样样俱全，那个时候一台尼康大概得要3000多块钱吧，对我们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了，只觉得好羡慕啊。我工作以后就一直特别渴望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文化馆的公用相机是135的东方，我很想买一台双镜头的海鸥120，当时120多块钱吧，买这个相机必须要找关系开后门才能拿到指标，挺不容易的。我一个多月工资也就30多块钱，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扣除这样那样开销以后，积累了两年才存够了相机的钱。后来我们几个年轻人跟苗小康关系也熟络了起来。苗小康还送了彩色胶卷给我，这简直和我们的生活现实离得太远了，一天一地的感觉。
“深圳做派”还体现在苗小康的兜里总是装了纸巾，这甚至成了我们饭后的一个节目，每天吃完饭就等着苗小康从兜里拿出纸巾来，逐个逐个人地分纸巾。他还揣着香口胶，就是“绿箭”的那种，那东西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跟一个经济改革开放的城市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我对关于深圳的印象。
3、一台尼康
会议还没结束，苗小康跟我提及《现代摄影》的杂志，他说要做一本给年轻人看的新杂志，进行摄影的探索，他邀请我到深圳去办这本杂志，我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要到深圳去的想法，而且也不关注深圳，更不觉得自己会跟那个地方发生什么联系。而且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说起深圳，好像那就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地方，说实话我心里其实还是略怀恐惧和排斥的。
在此之前，1983年的时候我在《大众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办杂志的流程多少有一些了解，零星地体会到了一些作为媒体和编辑的权力，但我也没有因此就建立了什么对摄影媒体的远大理想，就觉得自己是个创作者，只想拍照片。因为摄影，我连高考都放弃了，只一心想钻在自己喜欢的摄影上，能够创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苗小康劝我：“如果你来深圳办杂志的话，可能一年就能买一台尼康了。”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不是对杂志动心，就是想到自己居然有可能拥有一台尼康相机了，一下子就动摇了。我就说好吧，但还不知道单位同不同意，苗小康说回到深圳以后就会给我单位发函，这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了下来。
临走前一晚，苗小康到我住的地方来了，说准备给我留一个礼物，竟然是他其中一台尼康！
我说：“你是开玩笑的吧？！”
苗小康说：“不是的，反正你很快就要来深圳了，我给你留一台嘛。”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很快就会来呢，如果我来不了呢？
苗小康说：”来不了也没关系，你就留着拍呗，什么时候再还我都可以。”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太惊讶了，心想他怎么那么信任我呢，万一我就不把相机还他了呢，而且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机器太宝贵了，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地”借人了呢，太慷慨大方了。于是就这样，我做出了要到深圳去的决定。
4、一个手提箱
其实我刚到深圳的时候第一印象挺很不好的，发现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什么都没有。深南大道才修到上海宾馆，再往外走全是荒地，园岭到红岭那边是一片大土坡，都算是偏僻的地方了。
而且去深圳的这一路太折腾了，我从安顺坐上昆明到广州的火车，大概是一个晚上两个白天才到广州。我提前就给苗小康发了电报告诉他到达的时间，结果下火车以后，没有人来接我，我一下就傻了，广州火车站那么大，我就一个人，身上又没什么钱，当天晚上去深圳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我只能到车站旁的行李寄存处问可不可以住宿，最后花了五块钱还是十块钱，在那儿的大通铺凑合了睡下了。
这是什么地方？发了电报怎么会不来接我呢？我的心里有着一万个疑惑，一晚都没睡着，根本没法想象自己身处什么境地。等到第二天大清早我坐上了一列巨慢的火车，中午十二点终于到了深圳。在罗湖火车站，我拿着苗小康给我的名片，要打车去摄影协会，可是没有一个司机肯载我，我又听不懂广东话，别人都不搭理我，实在没办法了，还好我会打公用电话，于是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苗小康打电话，说清楚地点以后，他才接到我。
这么稀里糊涂地在深圳安顿了下来，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深圳居民。来深圳是一个很临时、仓促的决定，只想着来这里一年挣一台机器就该走了。苗小康和我说深圳很热，不用带什么衣服，我只收拾了几套衣服两条裙子，带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来了，结果一下子就在这定居了将近十五年。
5、吸盘
1980年代，深圳的非主流文化氛围还是挺好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主流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大家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本土少有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基本上都是外来者。但那时候深圳有一份全国最好的报纸，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到深圳，假如要重新整理中国的思想史，他们发出的声音一定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刚到深圳的一二年间，我搬了好多次家，后来在园岭100栋一套文联分配的房子里总算是安定下来，三个单身女孩合住一个单元。有朋友从外地来，便在我们这里又唱又跳地一起喝酒一起玩，久而久之我们宿舍就成了大家聚会的据点。大家都没什么钱，相互串门也非常随便，不用先预约，敲门就去了，经常是一人拿一张小板凳，支张桌子，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周尔康还在深圳牵头组织过一个沙龙——“思想俱乐部”，民间色彩挺浓的，好多诗人、文艺工作者，包括政策研究室的人都自发地参与其中。俱乐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大家都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什么“外面”的电影、纪录片资源就会拿出来一起看，那些电影都是没有翻译字幕的，我们也不懂英语，琢磨着多少还是能弄明白大概意思的。
在深圳经济疯狂发展的年代里，我们的生活似乎和现实是分裂的，对于到深圳从事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的地方。追求真理，文化价值，人生意义，中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大家聚在一起离不开这些话题。就如同一个吸盘，会带着你一路往前走，让心智免于被物欲所点燃，直到豁然开朗的瞬间，让你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6、文化使命
有这么一个场景我一直都记得，那个年代我们时不时会参加一些舞会，有一回我也去了。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了徐敬亚，他才刚到深圳，真的是意气风发。我告诉他我的名字，还和他说：“我在办一本摄影的杂志，欢迎你们参与我们杂志的工作，我们杂志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阵地！”徐敬亚在吉林大学写的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性的争议，深圳这边的一个青年媒体欢迎他过来，他说，他下了火车以后，就是罗湖最早的那个小火车站，见到来接他的朋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义无反顾！”
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来深圳的初衷已经不再像是当初那样只为这一台相机而来了，从真正办《现代摄影》开始，似乎有一种文化使命落到了肩上。奔向深圳的这批年轻人们，也都是承担着思想解放的重大使命，大家志同道合，相互合作。
7、百废待兴
《现代摄影》曾经做过一期归纳总结当下摄影观念的专辑，这个专辑就是徐敬亚、吕贵品、宫瑞华他们参与完成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加入，我很快意识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局限在摄影界本身的资源的话，能够激发的能量是非常薄弱的，必须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才有可能去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后来我们和湖北《美术思潮》彭德、皮道坚、鲁虹，哲学界的陈家琪、张志扬、鲁萌，广州的杨小彦、黄专、邵宏，浙江的范景中都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对杂志的帮助非常大。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杂志总是挨批评，写了不少检查，但是无论怎么样，总能在这之中找到一个缝隙，有着自由发挥的空间，这点在深圳是很重要的。可能本地人未必能感受到这些，但是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地来到了这个城市，体会便格外深刻。那时大家都说深圳是百废待兴的地方，仍在建设的进程之中，各方面的机制都尚未健全，这里面松动的地方，都是可以去做事情的机会。
你看我和苗小康，都是名不见经传、没有资历的人，我们在当时的摄影界什么都不算。我甚至没办法想象《现代摄影》，包括许多深圳的媒体能够在别的城市办起来，但我们就这么来办了一本杂志，而且当我真正投入到媒体工作之中，才发现它能够产生许多事先根本无法预料的的影响力，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带来的。
8、一腔热血
这两天我把《现代摄影》第一期拿出来看，现在看来真的是太幼稚了，但它一出来，居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了解摄影，完全不知道国外摄影的发展状况，也不知道除了纪实摄影，还有着什么样的摄影流派。
《现代摄影》几乎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下运转起来的，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对所有的规范都没有概念。苗小康要办杂志的时候，他连杂志期刊号需要国家出版部门批准都不明白，凭着一腔热血，就觉得自己可以办杂志了。而且第一期我们竟然还再版！按道理说杂志是不应该再版的，这简直是中国期刊史上的奇葩。
《现代摄影》从一开始和一个正规媒体操作经营不一样，一个正常的媒体应该有文字编辑、图片编辑、设计、发行等等，我们的作者团队非常有限，编辑团队更是如此，后来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完成从组稿到编辑的工作，再到后来由于经济的原因，我们连出版都不正常了，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正规的操作。
9、绳索
严格来说，一本杂志的发展还是需要有一个系统和一个脉络的。我们是办杂志的人，可是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很多时候只能凭感觉，其实“感觉”本身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当时感觉不到创作的自由，就好像一个人的手脚一直被捆着，一直呆在很小的房间里，突然间门打开了，绳索都解开了，反而连手脚怎么动、该往哪里走都不知道了，我们当初似乎就是这种状态。
中国过去没有专门针对摄影的院校教育，教育基础的缺失，造成了那个年代中国摄影理论研究的积累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长久以来，摄影都跟新闻绑在一块儿，摄影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作为艺术的摄影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所谓的艺术表现不过体现在一些风景名胜、闲情逸致的作品。可是我们想要办的是一本艺术的杂志，开发摄影艺术的能量，这么一来，我们完全没办法寻求原先摄影界的资源和帮助了。对艺术精神道路的拓展，更多是当时美术、文学、乃至整个文化背景告诉我们的，比如湖北的《美术思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觉观念的可能性和参照，让我们多少有了选择了现代作品的标准。
其实，要把《现代摄影》和1988年创办的《摄影》丛书结合起来，才能体现我们对中国摄影发展历程的认识与推动。1987年我去浙江丽水和朋友聚会，结束返深的途中路过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的社长盛二龙邀请我们到社里去开了一次座谈会。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们的副社长来深圳找我，希望我也能去办一个以书代刊的摄影刊物，这就是《摄影》丛书。《摄影》第一期出来之后，我们在杭州开了一个座谈会，有人称之为“杭州会议”，会上范景中提出我们的摄影应该与世界摄影接轨，矫正我们偏离的视线，要从摄影史中学习，寻找自己发展的逻辑。从那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地回到摄影史之中。
在深圳办杂志最大的好处就是离香港非常近，能接触到很多的信息和资源，有一批留学回来的香港摄影师，经常会给我们带来国际摄影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力的帮助。我们经常到香港买摄影书，翻拍了很多放到会上讨论，还会做关于摄影史的讲座。在中国都没有建立一套自身的摄影理论系统的时期，我们没办法去追寻更多摄影语言研究，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吸收知识。好在开始的方向似乎没走错，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打开整个摄影观念的大门，在办杂志的进程中，终究还是回到了一个线索上，把当时中国摄影最缺失的纪实性确立为我们最重要的基础。
10、互相寻找
对于一个杂志的存在来说，杂志在寻找作者、寻找读者，读者也在寻找杂志，彼此都是在一个互相寻找的状态和互相遇见的过程。在《现代摄影》这一本杂志上，我们希望能够回到摄影本身，这成为了我们当时和官方摄影协会之间最大的冲突，他们认为摄影应该要表现深圳建设的成就，但我们觉得这样的观点对于摄影本身而言，太狭隘了，摄影应该是具有自己独立品格的。
我的性格里似乎一直都有着一股叛逆，不认可现状，但是也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毕竟往前路看去，看不到先鉴。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都不满现状、对未来又处在困惑中，四处寻找出路，我们所碰到的作者和读者好像都是这种状态，每个人都在探索一种方向。
11、闪光
八十年代真是一个黄金时期，思想开放了，信息又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我们拿到一点东西就倍加珍惜。比如那套《未来丛书》出版的时候，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去读，其实很多东西根本就看不懂，生吞活剥地就把书往自己脑子里装，但它毕竟打开了一扇门，原来世界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我们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处在寻找出路的过程当中，人只有在追求一种精神理想的时候，才会迸发出激情，而那种激情是带着光泽的。
还记得和徐敬亚他们一起生造出一期“中国观念合集”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名为“观念摄影”的东西。这在摄影史发展的过程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毕竟在中国摄影领域当中，它是新生的，而且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具备了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生命和精神的内核，也许有人因此看到了自己的内心如何外化成了摄影的语言，有人突然发现摄影的方式和自己生命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让他能够投身于超乎物质生活、权力、利益之上的生活当中，而那种生活是闪光的。
12、精神土壤
八十年代过后，这样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被提起，当年轻人所受到的重负全部来自生存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劳碌、重负和穷苦，精神的吸引力似乎也流逝了。我们那时对生存的要求挺低的，更不知道物质能奢华到什么程度。刚到深圳，苗小康请我在人民南路的酒家吃饭，叫了几只虾，他告诉我一只虾多少钱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那差不多是我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啊。当时很多人来到深圳以后，都恨不得自己变成钱，一天到晚都是痛苦的，钱对他们来说太有刺激了。就连我也觉得自己很穷，到了深圳这么热的地方，一两年都买不起风扇。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经济拮据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似乎觉得，人的物质欲望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可能精神生长的土壤会更好一点吧。做杂志的途中，我们也需要顾及经营方面的事务，在践行商业的活动当中也体会到了这一面的残酷性，但总的来说，深圳当时商业角逐的环境，从未过多影响我们的选择和标准。
13、做事情
深圳确实是可以做事的地方，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它有着许多空白的地方，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被占得那么满，当发展经济锁住了大多数人目光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空间，让人可以做一些事情。
《现代摄影》影响了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有些来到了现代摄影工作，比如杨延康，我们是老乡，杂志需要一个发行人，他就来了；1984年，我把王川从成都叫到了现代摄影，参与了我们第三期的工作，后来他离开去了《世界建筑导报》；韩磊、亚牛、肖全都在我们杂志工作过。
其实《现代摄影》基本没直接参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动。我们总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应该是超越深圳地域面向全国的范围，面向更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其实《现代摄影》影响的不仅是和我同代的摄影人，甚至还有一些更年青一代的人，比如颜长江、曾翰、王宁德他们，而且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摄影人，当时还有一些美术界的年轻人也都很关注我们的杂志。《现代摄影》在这座城市之外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记忆。深圳的城市特质，让这本杂志有了十年的生长空间和时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形态，都因为《现代摄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从这一点来说，是应该感谢深圳的。
14、碎片
任何图像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便是再烂的照片，其中存在的社会信息亦是历史片段的验证，重新阅读历史的时候，图像之中包含的信息都会向所有人敞开。作为生活在这片地域的艺术家，作品很自然地便带出了此地对内心的影响，那是一种自然生成的感觉。摄影还可以对城市历史进程的去个人化地客观记录，这都是摄影可以负担的功能。回看曾经在深圳留下来的照片，若要问这是否记录了城市的历史，我认为因为大部分人历史记录的意识并不强，大多数只是无心插柳的碎片。后来，我们对纪实的提倡，就是为了弥补摄影对于社会生活的缺席，希望通过对纪实的推动，使摄影人能够更加自觉地为中国历史留下更多更丰富的图像。
15、“失败者”
离开深圳，我基本上算是落荒而逃。虽说《现代摄影》对中国的摄影、对很多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这本杂志没了，转做《焦点》之后，即便那是纸媒最好的时期，终究没能留下来。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在深圳没赚到钱，没有人们所说的“发达”，最后不欢而散，就这么走了，来到北京重新建立一切，开始“北漂”的生活……似乎对这座城市来说，我真的是作为一个“失败者”离开的。但是想想，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只有经历过这一切后，才拥有了一段比较安静的生命吧，一切都是恩典。
16、转换
就城市空间而言，这座城市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桂园路13号，那是《现代摄影》编辑部所在的地方，从我去到深圳直至差不多离开，一直都待在桂园路13号。其他的地方，再去的时候才发现，那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么多年，过往的生活记忆在这个城市空间基本消失了，一切变化太快太大了，也许，这也是我现在很难从中找到生命记忆的缘故。